上一期“学点马克思主义”中讲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价值转变为生产价格的“转形问题”，可以用联立方程式来求解。在马克思去世以后的一百多年中，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就转形问题展开了大量讨论。在关于转形问题的理论讨论中，常常假设有N个部门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型并用线性代数方法来求解。这里，为了通俗起见，我们还是假设一个简单的两商品资本主义经济模型，但是所讲的基本道理是一样的。

仍然假设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只生产两种商品：资本品和工资品。两种商品各自所使用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以及各自生产的总价值、剩余价值都与上一期“学点马克思主义”表一中所介绍的数据一样。

这样，资本品部门和工资品部门各自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与总价格、平均利润率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下面两个等式来表示：

资本品：(200P1 + 100P2) * (1 + r) = 400P1

工资品：(100P1 + 100P2) * (1 + r) = 300P2

其中，P1 是资本品单位价值的价格，P2 是工资品单位价值的价格，r 是转形完成以后的平均利润率。这两个等式的意思是，在资本品、工资品部门中，各自的总成本（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和）乘以（1 + 利润率）以后等于各自的总价格。

这里，有三个未知数（资本品价格、工资品价格、平均利润率），但是只有两个等式。粗通代数的读者知道，这样无法将三个未知数全部解出，而只能求解两个未知数。从经济学的意义来说，根据上面两个等式，只能求解出平均利润率以及两个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P1/P2），而无法求出两个商品各自的绝对价格。

这实际上与劳动价值论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无论是简单的劳动价值论（即认为商品按价值来交换）还是经过转形以后所得出的生产价格，实际上都是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商品相互之间的“交换价值”（即相对价格）应当与由价值或生产价格所决定的某种长期均衡价格成比例。因此，严格来说，劳动价值论只能用来解释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而不能用来解释商品的绝对价格水平。用以前用过的例子来说，劳动价值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一斤大米可以换1.5斤玉米面，而不是一元钱可以买多少大米或玉米面。后者（商品的绝对价格水平）涉及的不是商品与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而是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平均交换比例。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平均交换比例（即绝对价格水平）是由总的商品供应量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关系、货币流通速度等因素决定的，这里暂且不讨论。

但是，为了与马克思所计算的转形问题的解相比较，还是可以另外做一个假设，再增加一个等式。这样就可以分别计算两种商品的绝对价格。这里要说明一下，这个新增加的等式，完全是为了与马克思的计算做比较的目的。无论这个新增加的等式做怎样的假设，都不影响两种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和平均利润率。相对价格和平均利润率可以完全由前两个等式计算出来。

在第三个等式中假设两种商品的总价格在绝对量上等于它们的总价值：

（假设）总价格等于总价值：400P1 + 300P2 = 700

现在共有三个等式、三个未知数，经过求解，可以算出，资本品单位价值的价格是1.06，工资品单位价值的价格是0.92，平均利润率是39.4%。如果与上一期“学点马克思主义”中表七的数据相比较，可以看出，如果不考虑四舍五入等误差，这些结果实际上与用马克思的方法做三次转形以后得出的结果完全一致。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怎样来理解转形问题呢？我们知道，商品既有使用价值又有交换价值。使用价值指的是一定商品满足人类某种需要或欲望的能力，这种能力来自于商品的某种物质特性，反映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的交换价值则是商品生产者相互之间交往的结果，因此反映的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

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劳动者占有自身所使用的生产资料，商品生产者也是劳动者，商品生产者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在付出等量劳动的前提下获得尽可能多的货币收入。这样，商品生产者之间相互竞争的结果，就会导致在均衡状态下（供求一致时），商品之间的交换价值（相对价格）与各个商品各自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包括直接和间接劳动时间）成比例，也就是与商品的价值成比例。

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者也是资本家。资本家追求的不是付出等量劳动后获得尽可能多的货币收入，而是付出等量资本后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资本家之间相互竞争的结果，是形成利润率平均化条件下的长期均衡价格（即生产价格）。如上面的联立方程解所表明的，要求解利润率平均化条件下的相对价格，不仅要了解各个商品的生产所需要的直接劳动时间和间接劳动时间，还必须要了解直接劳动时间所创造的新价值怎样分割为劳动力价值（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或者说，必须了解直接劳动时间怎样再分割为必要劳动时间（工人再生产自身的劳动力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工人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时间）。可以证明，无论是在简单的两商品资本主义经济模型中还是在N部门资本主义经济模型中，只要知道了各个商品生产所需要的直接劳动时间、间接劳动时间以及直接劳动时间如何划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就可以求出所有商品相互之间的相对价格以及全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唯一解。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转形问题”无非是说，随着简单商品生产被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所代替，从而商品生产者从事生产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那么反映商品生产者之间社会关系的商品之间的交换价值也必然发生变化。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只要知道各个商品生产所需要的直接和间接劳动时间，就可以确立商品之间的均衡（相对）价格；而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因为劳动者不再占有自己所生产的全部价值，要确立商品之间的均衡（相对）价格，就不仅需要知道各个商品生产所需要的直接和间接劳动时间，还需要知道工人新生产的价值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如何分配（即知道直接劳动时间如何在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之间分割）。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均衡（相对）价格，不仅要反映资本家之间的关系，还要反映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

在马克思对转形问题的初步求解中，马克思发现，在第一步转形以后，商品总生产价格等于总价值，同时资本家的总利润等于总剩余价值。马克思据此得出结论，在转形以后，资本家的总利润仍然来自于总剩余价值。但是，如上一期“学点马克思主义”所说明的，马克思对转形问题的解并非完全正确。在经过多次转形以后，或者用联立方程式对生产价格求解以后，所得出的资本家的总利润在数量上并不完全等于总剩余价值。这一结果，是否会引起对于资本家的总利润来自于总剩余价值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质疑呢？

到二十世纪中期以后，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用线性代数方法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入研究，结果得出了“当且仅当剩余价值率为正时，资本主义经济的平均利润率才得为正”这一基本结论，在有的文献中也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定理”。换言之，只有当工人的劳动时间大于工人的劳动力价值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工人新创造的价值大于工人的劳动力价值即存在着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时），整个社会的资本家阶级才能获得正利润。这就从数学上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的利润只能来自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用上一期和这一期“学点马克思主义”中的数字例子来验证这个命题。比如，如果假设资本品和工资品各自投入的可变资本是150而不是100，同时工人在两个部门中各自生产的价值不变，那就相当于剩余价值率从100%变成了33.3%。再重新求解生产价格和社会平均利润率。那么，就会发现，如此得出的社会平均利润率会大大变小，同时价格与价值的偏离也会大大变小。

如果再进一步假设工人的劳动力价值继续提高，直至两个部门的可变资本都变为200，从而剩余价值率为零，那么，社会平均利润率也会为零。这时，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也就变成了简单商品生产。价格与价值的偏离就会完全消失。

在二十世纪中期以前，关于转形问题的辩论一直在纯理论范围进行。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国民经济统计的发展，特别是有了连续多年的多部门投入产出表以后，人们才可以用大量的统计数据来验证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对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商品价格的解释能力。结果，让人们吃惊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商品价格竟然依然可以大致用马克思的商品价值来解释。经济学家们研究了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日本、韩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希腊等很多国家的商品价格，结果发现，商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的价值）可以解释大约80-90%现实中所观察到的商品相对价格变化。最近，有两位在美国工作的中国籍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了1990-2012年期间中国各部门的商品价格。结果发现，马克思的价值也可以解释80%以上所观察到的中国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有科学研究经验的读者应该知道，一种科学理论，如果能解释80%以上它所关注的自然或社会现象，那么基本可以说明，这种理论已经牢牢地把握了这些现象背后的客观规律。

所以，上述的研究结果足以表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商品价格仍然有着很强的解释能力，无论对于分析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还是指导阶级斗争，都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

小说相关章节：秋实